来源:东方早报

醍醐寺藏镰仓时代《山水屏风》

       “日本醍醐寺艺术珍宝展”将日方上千年历史的寺庙文物请出国门展览,此前少有先例。东京国立博物馆原副馆长西冈康弘曾表示,醍醐寺文物到中国展出是一种回 归,日本文化的根底就在中国。《艺术评论》就此专访了与此次展览相关的上海博物馆原副馆长陈克伦、上海博物馆副馆长李仲谋以及上海博物馆青铜研究部的师若 予。

       2016年5月11日在上海博物馆开幕的“醍醐寺艺术珍宝展”,从展览设想到最终落地、正式开幕历时五年。这五年看似稀疏平常,他们每酝酿一个展览 几乎都要经历少则几年,多则10余年的时长;这五年又极不寻常,要将对方上千年历史的寺庙文物请出国门展览,此前并无惯例也少有先例,从酝酿到落地历尽艰辛。

       2011年,时任上海博物馆副馆长的陈克伦在访日期间,得知日本醍醐寺的文物在东京国立博物馆副馆长西冈康弘(现已退休)的帮助下,曾到德国举办展 览。“醍醐寺文物等级非常高,而且有一些是年代非常早的文物,那次在德国的展览非常成功。我们跟西冈馆长又是有着二三十年交情的老朋友,我就萌生了能否在 西冈馆长的协助下,让醍醐寺文物到中国来办一次展览的想法。”

       而展览更直接的源起就是“醍醐寺和中国的关系”。日本京都的醍醐寺和中国渊源深厚,可追溯至唐朝。

       唐玄宗时期“开元三大士”金 刚智、善无畏、不空相继入华,标志着“纯密”正式传入中国。长安青龙寺惠果先从不空受金刚界密法,后又从善无畏弟子玄超受胎藏界密法,融合金刚、胎藏二 法,创立“金胎不二”学说。公元804年,惠果将“金胎不二”之法授予来长安学习佛教的日本僧人空海,空海回国创立日本真言宗,以京都东寺为根本道场,故 又称“东密”。

       醍醐寺开山始祖圣宝理源大师,为空海徒孙,传承空海真言宗衣钵,于(日本)贞观十六年(公元874年),在京都东南郊的笠取山顶建立精舍,供奉准胝 和如意轮两尊观音像。寺院得名醍醐,笠取山也随之更名为醍醐山。由于得到醍醐、朱雀、村上等多位天皇的推崇,醍醐寺不断扩建形成现今的规模。

       也就是说,日本真言宗传自于唐代的汉传密教,西安的青龙寺是日本醍醐寺的祖寺。作为日本真言宗发源地的中国,在经历了历史上唐武宗的灭佛运动之后,密教在中国内地已难觅踪影,日本的佛教宗派却一直传承至今。

       另一方面,醍醐寺作为一座世代相传的“木文化”与“纸文化”的宝库,珍藏有包括69000多件国宝,6500多件重要文化财,其他未被指定的佛像、 绘画等文物约有15万件,其中很多佛教文物都带有浓郁的唐宋艺术遗风。密宗类文物,很多据传是空海从唐朝带回的样式,后来统称为“弘法大师样”。比如许多 画作,明显可见其受到中国唐宋道释画的影响;佛造像方面,可看出其源自唐代长安汉传密教的样式,又体现了日本佛教造像自身的特色,呈现出另一番不同于中国 艺术造型的意象内涵。

       基于日本醍醐寺与中国之间的深厚渊源,西冈康弘和陈克伦都认为应该力促这一展览成行。“西冈馆长甚至表示,他退休后有三大心愿,其中之一就是帮助中 国举办醍醐寺展,这个心愿是为了回报中国,因为日本文化的根底就在中国。然而要在宗教界办这样的展览不是一蹴而就,需要长期酝酿,更何况寺庙文物出国展览 难度很大,寺庙它不是博物馆、美术馆,不能和其他博物馆直接签协议筹划展览。”三年前因为别的任务,陈克伦再次去到日本,在西冈康弘副馆长的提议和陪同 下,赴京都醍醐寺拜见了座主,并向其介绍了上博的情况。陈克伦说,醍醐寺座主对于办这样的展览非常有兴趣,同时提出,因为醍醐寺的源宗是从西安过来的,西 安的青龙寺(现已毁掉)是醍醐寺的祖寺,所以他希望上博能跟西安方面联络,在上博举办展览之后,可以再到西安去展览。“醍醐寺座主认为,这是一种回归。” 由此促成这一展览将在上海博物馆和陕西历史博物馆先后开展。

       随着举办展览事宜的进一步敲定,去年9月初,在上海博物馆副馆长李仲谋的带领下,上海博物馆五人一行去到日本京都醍醐寺,实地考察挑选文物,商讨展 品目录。面对醍醐寺文物库房满目的琳琅珍品,随行者都感到非常震撼。醍醐寺文物展此前曾在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和奈良都展出过,唯一一次的出国展出经历是在 德国。“我们以此前的三次展出经历为基础,再针对中国的情况增补了一些展品,最终形成现在展览的框架结构,展览分三部分:第一部分为醍醐寺的源流;第二部 分展示醍醐寺的佛教艺术,即醍醐事相,第三部分为醍醐寺从安土桃山到江户时代日本典型的艺术作品,即风雅醍醐。”

       李仲谋透露,策划此次展览,最大的难度在于展品的定夺。“醍醐寺的文物,日本国宝和重要文化财占的比例很高,要想体现醍醐寺收藏的整体面貌,涉及到 出国的日本国宝和重要文化财产需要占一定的比例。而日本对此控制得非常严格,超过一定比例需要日本文化厅批准,所以难度相当大。另外日本对于材质脆弱的织 绣、纸质绘画、木雕等文物都有非常严格的展览规定,最多只能展示四周至八周,此次展览涉及上海和西安两地展览,展品调整更换事宜更显复杂。” 经过反复协调争取,日本文化厅放宽了珍贵文物出口的数量,上海和西安两地展出的国宝和重要文化财占展品总数的50%,突破日本原来设定的限制。

       回望醍醐寺的发展历史,日本在明治时代也经历过被称之为“废佛毁释”的浩劫,以京都和奈良为中心的很多寺院,为了寻求财源而不得不将佛像和法器转 让。在那个文化遗产大量流失海外的时期,醍醐寺完整地继承和保护寺院的一切宝物,连一张纸都不曾流失。于是,醍醐寺的文物躲过了这场劫难。

       在上海博物馆展出的这场醍醐寺文物珍宝盛宴中,我们除了看到中日佛教、艺术、文化曾经的交流,更应该反思的是,我们如何学习他们,保护好祖先留下的文化遗产,令其世代相传。就本次展览,《东方早报·艺术评论》专访本次展览的中国策展方代表,上海博物馆青铜研究部的师若予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