来源:来宾日报

  本月,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的第40届世界遗产大会上,湖北神农架被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,广西左江山岩画文化景观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。自此,我国世界文化遗产总数增加到50个,位居世界第二,仅比世界第一的意大利少一个。对于一些景区而言,获得“世界遗产”头衔之后,门票价格自然也水涨船高。(7月31日《工人日报》)

  我国世界文化遗产与自然文化遗产数量越来越多,按理说,我们应该为此感到骄傲和自豪,但是部分国人非但没有感到高兴,反而颇多质疑与非议。

  倒不是因为他们觉得这些地方徒有虚名,不具备成为世界遗产和自然遗产的资格,而是成为世界遗产和自然遗产之后,景区门票价格水涨船高,甚至到了让人负担不起的程度。例如福建土楼于2008年7月在加拿大魁北克城举行的第32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被正式列入《世界遗产名录》,次年6月,各县的土楼集体涨价,最高涨幅达200%。

  一样的景区景点,一样的山水人文,一旦成为世界遗产就门票大涨,站在公众的角度来看,他们在民族自豪感和荷包承受力之间,自然会选择后者。而站在那些拥有这些世界遗产的地方政府和景区管理者的角度来说,一方面觉得涨价是理所当然的事情,毕竟为了申遗,他们前期进行了不菲的资金投入,申遗成功以后,自然要通过门票涨价收回当初的投入;另一方面,申遗成功之后,景区景点名声大震,游客数量大增,也掩盖了背后对门票涨价的不满与质疑声,让地方政府和景区管理者产生“即便门票涨价也不愁没人来”的错觉。

  对于第一个原因,我们不反对当地以世界遗产来发展旅游产业,振兴地方经济、改善百姓生活,但为实现以上目的,是否只有简单粗暴的门票涨价这唯一的选择?表面看上去涨价之后依然游客如潮,但地方政府和景区管理者只知道涨价之后来了多少游客,却永远不知道因为涨价而导致多少游客没有来。而且,一旦当地旅游产业发展到一定程度,高门票就会让游客产生反感心理,最终影响整个旅游产业链上的衍生性收入,导致涨价成为一种因小失大,是一种得不偿失的行为。

  而且,景区景点申遗的根本目的是保护,而保护的根本目是发挥其教育和文化传承的功能。如果因为高票价把大多数的国人挡在了世界遗产的大门外,让世界遗产成为“土豪”们的“后花园”,又何谈对国民的教育和文化传承功能?由此世界遗产的社会责任如何承担?

  不管是从世界遗产应该承担的国民教育与文化传承的角度来考量,还是从旅游经济的长远发展来看,都不能把世界遗产与门票涨价之间简单地划上等号,而应该做好其中的各种利弊权衡,追求现实利益与公益责任的双赢。